1971年秋季，李德生受命负责整理林彪集团留下的办公室和居住地，面对的不仅是文档和物品，更是涉及军队众多高级干部的复杂关系。九一三事件后，即便是一份普通文件也可能被重新解读。李德生作为北京军区司令员，同时还负责总政治部，在处理这一任务中既体现了其能力，也让他不至于在权力斗争中受到指责。

清理工作并非简单的检查，涉及对材料的分类、来源的核实及内容的性质判断。林彪担任国防部长期间，各大单位定期向其上报文件，因此留下信件并不意味着信件发出者与林彪有特殊关系。在调查过程中，工作人员意外发现了三封来自重要军区司令员的信，分别是韩先楚、杨得志和许世友，这使得这些信件的处理变得尤为敏感。

李德生没有急于作出决策，而是将信件上报给周恩来。此时军队内部紧张，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更大的不信任。周恩来逐字阅读了信件后询问是否存在实质性问题，工作人员回答“没有”，周恩来随即指示：“那就不要追究。”

这些信的背景与1970年庐山会议后的政治氛围密切相关。会议中，关于国家主席的选举问题引发了党内的争论，部分干部因此通过书面方式表达不满。军区司令员在面临重要军政问题时，会向军委和中央报告，而信件的存留并不意味着发信者有私交意图或政治立场的表态。

三位司令员与林彪的关系各自不同。韩先楚曾在解放战争期间与林彪有过上下级关系，杨得志则早年在东北战场与林彪接触，而许世友则与林彪有过冲突与合作。由于三人经历的不同，信件内容不能被简单归纳。如果将他们的正常工作交流理解为私下结盟，将可能牵连更多干部。

周恩来的处理方式着重于区分信件的内容和政治猜测。他的审慎做法确保了审查的界限，避免了无谓的扩大化。最终，毛泽东也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审阅，并要求只是停留在组织层面的解释而非进一步追究。1973年，毛泽东与韩先楚会面时提到过去的事情可以放下，这显示出中央对问题的处理并未扭曲事实。

九一三事件的后果虽未消失，但随后的军队领导班子调整反映出中央对于权力结构的重新审视。通过对军区司令员进行调整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地域关系，避免了复杂的权力交集。最终，韩先楚、许世友和杨得志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，证实当时的信件并未成为追责的依据，合理的组织调整与适度的审查维护了军队的纪律性，避免了历史问题的反复发酵。周恩来的克制和审慎处理，在于不让几封信引发的新矛盾发展。